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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警惕物业税误入歧途
2008-02-12 00:03:55.0
“地都卖光了，以后地方政府的钱从哪里来？”——要警惕物业税误入歧途
鹰之韵
物业税，也就是对拥有的房产按照估价的百分比，征收每年一次的拥有税（在美国一般是0.8左右，各地区略有不同）。在房价远远超出中低收入阶层负担水平的中国，不少民众和媒体将物业税当作压垮高房价的最后一根稻草，寄予厚望。有趣的是，在试点空转若干时间后，北京的几个城市已经正式向中央提出征收物业税的要求，而中央暂时未予批准。地方政府对这个新税种也已经显示出很高的热情。
两年前，笔者曾在美国与来自国内的地方官员极力介绍物业税的好处，尤其是对当时已经飞涨的房价带来的遏制作用。当时有一位干部对此有积极评价：“对，就该这样征收”。然而未等笔者进入“英雄所见略同”的喜悦，紧接着一句“地都卖光了，以后地方政府的钱从哪里来？”，让笔者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物业税借鉴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大国，有关税收的教科书上必定强调税收的两大功能：
一、 税收是公共服务的收入来源
二、 税收要调节贫富差距
近年对物业税的探讨，往往集中在如何征收、如何与原有的一次性土地税区别开、征多少比例、向谁征收等要点上。当然，这些因素都是物业税正常运转的关键，但是，很少有人把目光集中到如何用好物业税这个同样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上。
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个人所得税，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物业税。这个地方政府，主要是指州政府下一级的县政府，也就是直接对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层。而物业税的主要用途，是当地的卜瘢绕涫墙逃Ｒ桓龅胤降囟魏茫考鄹撸魇盏奈镆邓熬透撸钡氐墓⒀＃竦玫木丫投啵逃柿烤秃谩?br>有人要问，那住地段好的地方，缴税多的人，享受的公共教育就比其他人好了。这明显不公平。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调节作用：只要在当地租用房屋，子女就可以进入当地公立学校，享受几乎免费的公立教育，而物业税只对房产拥有者征收，租房子住不用缴纳物业税。即便征收，对用来自己住的房主，还有一定的退税，而对用来出租的房产主人，肯定是全额征收（在中国对多套房产一定要多收，这样才能挤掉投机泡沫）。物业税就是这样来调节贫富差距的。
近几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前二十五年是滑跑起飞，现在是真正的高速飞行阶段。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更是捷报频传，不断突破新的纪录。与此同时，我们却还听得到某些其他声音：联合国某官员造访中国后的说，中国的教育公平程度甚至比不上某非洲贫穷小国。果真如此么？ 有心查查教育投入占GDP比例，对比联合国平均水平果真如此。再去查查美国财政开支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比例，对比我们，如果用这个来衡量接近社会主义的程度的话，不好意思，那个自以为是、动不动发动战争、讨人烦的头号资本主义大国比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
笔者认为，在中国启用物业税这个关键的新税种的同时，应当全面推进公共财政的改革。说到底，就是公开透明。民众有权知道钱是哪里来的，来的是不是不合理。更加重要的是，怎么花的，花的合不合理。什么样收入的人缴多少税收、享受多少公共服务就是衡量合理不合理的重要依据。低收入的人群缴得税少，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要多，这即便在西方也是公认的税收调节作用和社会福利的基本特征。
上海社保案发生以后，上海财大的学者就抱怨过，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财经学者，也无法收集到政府公共财政的信息。在美国，政府的财政报表网上可以随便下载。这些报表经过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的审计。在中国非常也著名的几大会计审计事务所（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等等）在美国本土很大的一块业务就是审计公共财政。
财政报表每个数据，尤其是和上一年度相比有变动的数据，按照法律都必须要有详细解释。钱为什么多了或者少了，原因是什么。学者要做公共财政研究是非常方便的，民众监督也是如此。
公平的说，地方政府对各地发展功不可没，中国的变化世界有目共睹。但是的确，作为各种利益交叉的关键点，地方政府的很多发展模式，管理方式，公共服务的水平也是近年舆论的焦点。公认的事实是，近年房价飞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地方政府为了一己私利，人为炒高地价，放任投机者炒高房价，只关注自己的税收，忽略中下阶层民众的民生，忽略高房价对当地商务成本的负面因素，对长远发展缺少预见（关注个人短期升迁的结果），急功近利而造成的。
改革开放30年了，在经济领域， 能放开的都已经放开，不能放开的也放开了（医疗和教育的市场化）。中国要在高速发展中保持稳定，必须要保证中下阶层这个人数占绝大多数的群体稳定生活。有胡温这样头脑清醒、对历史负责、对中下阶层富有同情心的领导人，是中国民众的大幸。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是目前需要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中国能否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关键，也是民众福祉的保证，甚至是一个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保证（笔者最烦那些一说保障社会福利，保障中下阶层就是去走毛泽东老路的那些伪市场经济专家）。公共服务中最要紧的就是解决各阶层，尤其是中下阶层后顾之忧的社会福利保障（医疗、养老、教育）。这个体系的建立和运行，需要让民众全程参与和监督。公共财政的公开透明就成为重中之重。
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动力完成这一切。因为地方政府这个小群体的利益太容易和商界强势力结合而忽略中下阶层。数年前笔者也曾是地方政府中的一员，在一次讨论会中我提出如何改进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问题，某领导的回应是：“谁让他们那么小，如果规模大了，看谁还会惹他们”。某次我正造访一小企业，询问有否需要地方政府的帮助，门外突然闯进一大大咧咧的小伙子，“老板呢，他还欠我钱”。言辞像是讨债的，却穿着制服，乃我管辖地区一工作人员来收费。我深感惭愧至今。
中国公共财政的透明肯定有一个过程，如果很容易不早就公开了么。关键是我们财政收入，用在机关人头上的费用（公务员工资奖金，公款吃喝，办公费用等等），马上公布是很难让民众接受的，需要一个改进的过程。但是不透明更是死路一条，上海社保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社会对社会矛盾的积累总是有个饱和限度。媒体和民众要更加积极的参与监督，要为中下阶层说话，要为自己说话。
物业税将给地方政府多一个收钱的渠道。用好这个工具，并以此契机改革公共财政，是民之大幸，国之大幸。一个政府的公共政策，体现的是这个政府，这个政党的价值观，或者说良心。笔者自认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我不仇富，富人（尤其是合法致富的富人）和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有巨大的贡献，是中国市场经济这个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这个时间段我更同情中下阶层，因为政府缺失太多对他们的基本保障（同时太缺少对富人的调节）。而这些保障投入不仅仅是让政府花钱，更会在将来帮助政府赚钱。因为只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才会真正带动起内需（国内市场），同时给政府带来持久税收。富人该有的都有了，购买力更多是数字。中下阶层是实实在在的消费群体，买房买车买电视，都是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前提是要负担的起。从这个出发点考虑，向谁收税，如何用税就会有清晰的方向。
希望政府知道怎么合理征收物业税，如何用好物业税。
我愿意去缴，我准备好了。
鹰之韵
物业税，也就是对拥有的房产按照估价的百分比，征收每年一次的拥有税（在美国一般是0.8左右，各地区略有不同）。在房价远远超出中低收入阶层负担水平的中国，不少民众和媒体将物业税当作压垮高房价的最后一根稻草，寄予厚望。有趣的是，在试点空转若干时间后，北京的几个城市已经正式向中央提出征收物业税的要求，而中央暂时未予批准。地方政府对这个新税种也已经显示出很高的热情。
两年前，笔者曾在美国与来自国内的地方官员极力介绍物业税的好处，尤其是对当时已经飞涨的房价带来的遏制作用。当时有一位干部对此有积极评价：“对，就该这样征收”。然而未等笔者进入“英雄所见略同”的喜悦，紧接着一句“地都卖光了，以后地方政府的钱从哪里来？”，让笔者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物业税借鉴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大国，有关税收的教科书上必定强调税收的两大功能：
一、 税收是公共服务的收入来源
二、 税收要调节贫富差距
近年对物业税的探讨，往往集中在如何征收、如何与原有的一次性土地税区别开、征多少比例、向谁征收等要点上。当然，这些因素都是物业税正常运转的关键，但是，很少有人把目光集中到如何用好物业税这个同样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上。
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个人所得税，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物业税。这个地方政府，主要是指州政府下一级的县政府，也就是直接对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层。而物业税的主要用途，是当地的卜瘢绕涫墙逃Ｒ桓龅胤降囟魏茫考鄹撸魇盏奈镆邓熬透撸钡氐墓⒀＃竦玫木丫投啵逃柿烤秃谩?br>有人要问，那住地段好的地方，缴税多的人，享受的公共教育就比其他人好了。这明显不公平。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调节作用：只要在当地租用房屋，子女就可以进入当地公立学校，享受几乎免费的公立教育，而物业税只对房产拥有者征收，租房子住不用缴纳物业税。即便征收，对用来自己住的房主，还有一定的退税，而对用来出租的房产主人，肯定是全额征收（在中国对多套房产一定要多收，这样才能挤掉投机泡沫）。物业税就是这样来调节贫富差距的。
近几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前二十五年是滑跑起飞，现在是真正的高速飞行阶段。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更是捷报频传，不断突破新的纪录。与此同时，我们却还听得到某些其他声音：联合国某官员造访中国后的说，中国的教育公平程度甚至比不上某非洲贫穷小国。果真如此么？ 有心查查教育投入占GDP比例，对比联合国平均水平果真如此。再去查查美国财政开支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比例，对比我们，如果用这个来衡量接近社会主义的程度的话，不好意思，那个自以为是、动不动发动战争、讨人烦的头号资本主义大国比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
笔者认为，在中国启用物业税这个关键的新税种的同时，应当全面推进公共财政的改革。说到底，就是公开透明。民众有权知道钱是哪里来的，来的是不是不合理。更加重要的是，怎么花的，花的合不合理。什么样收入的人缴多少税收、享受多少公共服务就是衡量合理不合理的重要依据。低收入的人群缴得税少，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要多，这即便在西方也是公认的税收调节作用和社会福利的基本特征。
上海社保案发生以后，上海财大的学者就抱怨过，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财经学者，也无法收集到政府公共财政的信息。在美国，政府的财政报表网上可以随便下载。这些报表经过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的审计。在中国非常也著名的几大会计审计事务所（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等等）在美国本土很大的一块业务就是审计公共财政。
财政报表每个数据，尤其是和上一年度相比有变动的数据，按照法律都必须要有详细解释。钱为什么多了或者少了，原因是什么。学者要做公共财政研究是非常方便的，民众监督也是如此。
公平的说，地方政府对各地发展功不可没，中国的变化世界有目共睹。但是的确，作为各种利益交叉的关键点，地方政府的很多发展模式，管理方式，公共服务的水平也是近年舆论的焦点。公认的事实是，近年房价飞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地方政府为了一己私利，人为炒高地价，放任投机者炒高房价，只关注自己的税收，忽略中下阶层民众的民生，忽略高房价对当地商务成本的负面因素，对长远发展缺少预见（关注个人短期升迁的结果），急功近利而造成的。
改革开放30年了，在经济领域， 能放开的都已经放开，不能放开的也放开了（医疗和教育的市场化）。中国要在高速发展中保持稳定，必须要保证中下阶层这个人数占绝大多数的群体稳定生活。有胡温这样头脑清醒、对历史负责、对中下阶层富有同情心的领导人，是中国民众的大幸。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是目前需要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中国能否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关键，也是民众福祉的保证，甚至是一个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保证（笔者最烦那些一说保障社会福利，保障中下阶层就是去走毛泽东老路的那些伪市场经济专家）。公共服务中最要紧的就是解决各阶层，尤其是中下阶层后顾之忧的社会福利保障（医疗、养老、教育）。这个体系的建立和运行，需要让民众全程参与和监督。公共财政的公开透明就成为重中之重。
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动力完成这一切。因为地方政府这个小群体的利益太容易和商界强势力结合而忽略中下阶层。数年前笔者也曾是地方政府中的一员，在一次讨论会中我提出如何改进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问题，某领导的回应是：“谁让他们那么小，如果规模大了，看谁还会惹他们”。某次我正造访一小企业，询问有否需要地方政府的帮助，门外突然闯进一大大咧咧的小伙子，“老板呢，他还欠我钱”。言辞像是讨债的，却穿着制服，乃我管辖地区一工作人员来收费。我深感惭愧至今。
中国公共财政的透明肯定有一个过程，如果很容易不早就公开了么。关键是我们财政收入，用在机关人头上的费用（公务员工资奖金，公款吃喝，办公费用等等），马上公布是很难让民众接受的，需要一个改进的过程。但是不透明更是死路一条，上海社保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社会对社会矛盾的积累总是有个饱和限度。媒体和民众要更加积极的参与监督，要为中下阶层说话，要为自己说话。
物业税将给地方政府多一个收钱的渠道。用好这个工具，并以此契机改革公共财政，是民之大幸，国之大幸。一个政府的公共政策，体现的是这个政府，这个政党的价值观，或者说良心。笔者自认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我不仇富，富人（尤其是合法致富的富人）和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有巨大的贡献，是中国市场经济这个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这个时间段我更同情中下阶层，因为政府缺失太多对他们的基本保障（同时太缺少对富人的调节）。而这些保障投入不仅仅是让政府花钱，更会在将来帮助政府赚钱。因为只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才会真正带动起内需（国内市场），同时给政府带来持久税收。富人该有的都有了，购买力更多是数字。中下阶层是实实在在的消费群体，买房买车买电视，都是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前提是要负担的起。从这个出发点考虑，向谁收税，如何用税就会有清晰的方向。
希望政府知道怎么合理征收物业税，如何用好物业税。
我愿意去缴，我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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